学习谢伏瞻省长讲话心得体会

发布时间:2017-02-06 来源: 心得体会 点击:

篇一:学习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学习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近日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重要讲话,关于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五个方面作风建设,树立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要求完全符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实际。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对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但有一点在党内、党员中,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当从我做起,从头做起,从现在做起,即敢说真话、实话和心里话。如果在党内党员领导干部中互相之间就连真话都不敢说,彼此之间当面或在会上和公开场合总是说套话、空话、大话、假话,恐怕其他任何问题都难以解决,也解决不了。因此,领导干部要真心、真能转变作风,不妨先从一点一滴做起,一时一事行动,就从说真话开始。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还指望能解决什么问题?

会不会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决不是小事情、小问题!它不只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兴趣问题,品德问题,而且是严肃政治问题,根本原则问题,甚至有关党生死存亡、兴旺发达大问题。说真话,说心里话,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敢讲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讲真话,办实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2006年11月13日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作经济形势报告对文艺工作提出几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追求和弘扬真善美。但不可否认,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讲真话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损害党员干部形象,领导干部威信,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果党风、学风出了问题,文风就会显示出某种病态,同时思想作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出现不良倾向。

为什么说真话难,说实话难,说心里话难?2005年12月3日,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地方上的“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现实生活中时常听到“实话实说难”、“求真务实难”、

“实事求是难”的感叹。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应该说有了一定的成效,但对成绩也的确不能高估。巡视组的“遭遇”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2006年11月9日《南方周末》刊登中央组织部前部长张全景的记者专访。在谈到组织部门对干部考察工作时感叹说,现在考察一个副省长,一般找厅局干部谈,而当地关系也复杂,敢说真话的人少了,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困难。他坦言,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即使自己亲自去,也很了解到真实情况,想去下面“蹲点”根本无法实现。一下基层,省、市都来接待人。实践证明,对干部的考察方式需要改革。据《中国青年报》2006年11月20日报道,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尽管我是统计战线的新兵,但我知道,几年前朱镕基总理视察国家统计局时曾留下四个字‘不出假数’。这四个字让他觉得身上的担子不轻,做好统计工作不易。”“能否做到‘不出假数’是对国家是否忠诚最简单的判别。统计人员要对国爱忠诚,对人民负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数字面前产能丧失原则。”

讲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是当官做人最基本素质。据报道,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在母校格致中学对同学们说,“不讲真话,社会很难前进,不能坚持讲真话,人也很难真正成才。”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讲真话”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尊重知识的道德氛围,就不可能出现比尔?盖茨。可以想象,如果他发明的软件一出来就被盗版,他怎么可能成为世界首富?”“美国一所大学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教授上课时引用别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刚说完,下课铃声响了,他来不及说明出处,结果被听课的学生‘投诉’,不久教授解职而去。”杨福家说:这种“较真”放在国内学术界几乎“不可理喻”,然而,这可能正是中国科学与世界一流相比所差的最重要的“一口气”。(《解放日报》2004年2月10日)最近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撰文说,当前在我们的社会上中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北京日报》2006年11月13日)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种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情就难以确定,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有关专家指出,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要求回答“如果你不会出庭作证主要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79%的人选择 “担心受到打击报复”,30%的人选择“不想卷入官司”,19%的人选择“不愿得罪人”。

不讲真话,不说实话,不说心里话,竟说假话、大话、空话和官话是当前党风、学风、文风和作风的一大症结。闻名海内外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陈翰笙活了108岁。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怀念文章,讲了陈翰笙生前的一段往事,让人感慨不已。北大100周年校庆时,人们请陈翰老为校庆讲几句话,陈翰笙老先生半天没有言语,身边的工作人员

对他说,你就说,祝北大越办越好。谁知,陈老却大声说道:“祝北大办得像过去那样好!”陈老为人处世,襟怀坦白,作风朴实,正直不阿,一身正气,对于不正之风,当面批评,毫不留情。学界上下无不公认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丰碑。(中国青年报2004年4月4日)想一想,从老祖宗时起“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的千年古训口口相传,心心相印。然而,时下的风气,如今的时尚,过多的强调是“表扬和自我表扬”。中国共产党人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批评与自我批评”几乎丧尽。

特别每年各级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召开民主生活会,年复一年,循规蹈矩,不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存在许多不符合民主生活会涵意的问题。一是在民主生活会上谈具体工作多,真正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少;二是歌功颂德、表扬和相互表扬多,同志之间互相交心通气少,三是讲套话、空话、假话多,讲真话实话心里话少;四是只说学习不够,性格不好多,坚持原则、触及实质问题少。这种“四多”、“四少”现象,使民主生活会流于形式,根本达不到实际效果。民主生活会是党内开展监督的重要方式。开好民主生活会,特别是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既是党内开展监督的需要,也是党内同志沟通感情,增进团结,统一思想,凝成合力需要。

不讲真话就不能得到真实的情况,就会失信于民,而没有真实的情况就可能导致决策的失误,就会对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更多更大的损害。这是人人都知的道理。可为什么却始终难以解决这类问题,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反复强调要说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呢?不论是实事求是还是求真务实,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最难的并不是表现在“认识把握、分析研究、探索规律、探求真理”方面,而是表现在简单易行的应该直接反映真实现象的“讲真话、说实话”上。而如果处于连真话、实话都不能说的境地,那办实事、求实效、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等等各种要求都不可能得到贯彻落实。说真话我认为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现有事实的直接的客观反映。即平常所要求的讲实情。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自身观察分析现实社会的认识和体会的真实反映.即平常我们所讲的实话实说;三是通过对现实的系统思考研究,得到了并全面反映出与原有的认识和结论不同甚至是相反的观点。

说真话、实话、心里话,陈云同志特有的风格和气度,为我们树立了光辉榜样,是我们学习的楷模。陈云同志从革命战争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和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直强调、反复告诫、再三叮嘱:要听不同声音,听反面意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要怕揭短,怕挨骂,怕批评。早在1938年9月,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同志在延安抗大一次讲演中说:“对于干部不要‘抬桥子’,只说他的好处。如果对于下面干部只说他好,掩饰他的缺点,以致养成他自高自大,工作不求实际,这样只会害干部,而不是帮助干部。”

“干部中间也有些人喜欢别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好就感到舒服,不然他就生气,很不乐意。其实光说好话的人都是拍马屁的,拍马屁决不是件好事;不客气批评别人的人,才是好人,才够得上是革命同志。”陈云同志说:“我们既要听正面意见,又要听反面意见。”即使“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我们有了缺点错误,天天批评倒还好些。平时不批评,总有一天会来个大批评。”“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发扬民主,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都是我们党的老传统,只是这几年把这个传统丢了,现在要把它恢复起来。”“如果共产党不能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大家见面都是哈哈哈,我看人们就不会参加革命了,也不会愿意当这样的共产党员了。”“要鼓励大家发表不同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在政府机关内,有不同的意见是好事,可以使我们看问题比较全面,避免片面性,少犯错误。”“听听不同意见,这对暴露缺点、改进工作,很有好处。见面打‘官腔’,不互相交心,这种情况继续下去,革命是会失败的。我们干革命的人,应该讲真话,有问题就提出,有意见就发表,认真地进行讨论。”“党的任何一级组织,允许不同意见存在,我看这不是坏事。有不同意见,大家可以谨慎一些,把事情办得更合理一些。允许有不同意见的辩论,这样可以少犯错误”。“能够听到不同的声音,决不是坏事。”“总而言之,如果下级敢说话,有话就讲,这就是好的现象,就证明了你们领导得好,因为他们觉得说错了话也不紧。”“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干部的积极性,使干部很安心地工作。假(来自:WWw.xlTkwj.com 小龙文 档网:学习谢伏瞻省长讲话心得体会)使你说一他就一,你说二他就二,那他就等于电话机,不能发挥他的才能。”

人以诚信为本,事以落实为要。话不一定说得多么动听,事不一定定得多么宏大,关键是讲真话、做实事,言必信、行必果,说到做到,言行相符,言出厉行。特别在树立良好的党风、政风和民风中最可贵的莫过于实事求是,言行一致。这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构建和谐社会息息相关。

篇二:学习中纪委七次全会精神心得体会

近日认真学习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上重要讲话,关于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生活作风五个方面作风建设,树立八个方面良好风气的要求完全符合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反腐倡廉工作实际。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对做好新形势下反腐倡廉工作、推进反腐败斗争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需要做的工作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但有一点在党内、党员中,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应当从我做起,从头做起,从现在做起,即敢说真话、实话和心里话。如果在党内党员领导干部中互相之间就连真话都不敢说,彼此之间当面或在会上和公开场合总是说套话、空话、大话、假话,恐怕其他任何问题都难以解决,也解决不了。因此,领导干部要真心、真能转变作风,不妨先从一点一滴做起,一时一事行动,就从说真话开始。如果连真话都不敢说,还指望能解决什么问题?

会不会说真话,能不能说真话,敢不敢说真话,决不是小事情、小问题!它不只是一个人的性格问题,兴趣问题,品德问题,而且是严肃政治问题,根本原则问题,甚至有关党生死存亡、兴旺发达大问题。翻翻有关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分析文章或专著,看看《居安思危――苏共亡党的历史教训》电教专题片等,就会深刻认识到在党内,在领导干部中不说真话的严重危害性和极其危险性。例如1964年10月

14日,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即将被赶下台的赫鲁晓夫发表了他的“最后的政治演说”他流着泪说:“在座的各位,从来没有公开地、诚实地指出我的任何缺点和错误,总是随声附和,对我的所有的建议都表示支持,你们也缺乏原则性和勇气。”赫鲁晓夫的话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出当时苏共党内作风存在严重问题。赫鲁晓夫时代,理论脱离实际、干部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习气在党内日益蔓延起来,夸夸其谈、不务实事、互相吹捧、阿谀奉承的庸俗之风抬头。赫鲁晓夫集党政大权于一身,高高在上,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只准颂扬,不准批评,听不进来自党内外群众的声音,更感受不到党内外对他的不满和批评。

说真话,说心里话,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毛泽东同志曾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敢讲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讲真话,办实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XX年11月13日(转载自第一

范文网,请保留此标记。)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向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的代表作经济形势报告对文艺工作提出几点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们去追求真理,追求和弘扬真善美。但不可否认,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讲真话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损害党员干部形象,领导干部威信,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果党风、学风出了问题,文风就会显示出某种病态,同时思想作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出现不良倾向。

为什么说真话难,说实话难,说心里话难?XX年12月3日,中纪委中组部巡视组组长任克礼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地方上的“一些干部对巡视组不讲真话的现象比较普遍”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现实生活中时常听到“实话实说难”、“求真务实难”、“实事求是难”的感叹。近一个时期以来,我们大力倡导求真务实的作风应该说有了一定的成效,但对成绩也的确不能高估。巡视组的“遭遇”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XX年11月9日《南方周末》刊登中央组织部前部长张全景的记者专访。在谈到组织部门对干部考察工作时感叹说,现在考察一个副省长,一般找厅局干部谈,而当地关系也复杂,敢说真话的人少了,考察工作进行起来很

困难。他坦言,组织部门考察干部,即使自己亲自去,也很了解到真实情况,想去下面“蹲点”根本无法实现。一下基层,省、市都来接待人。实践证明,对干部的考察方式需要改革。据《中国青年报》XX年11月20日报道,新任国家统计局局长谢伏瞻说:“尽管我是统计战线的新兵,但我知道,几年前朱镕基总理视察国家统计局时曾留下四个字‘不出假数’。这四个字让他觉得身上的担子不轻,做好统计工作不易。”“能否做到‘不出假数’是对国家是否忠诚最简单的判别。统计人员要对国爱忠诚,对人民负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数字面前产能丧失原则。”

讲真话,说实话,说心里话是当官做人最基本素质。据报道,中科院院士、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在母校格致中学对同学们说,“不讲真话,社会很难前进,不能坚持讲真话,人也很难真正成才。”特别在知识经济时代,“讲真话”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没有尊重知识的道德氛围,就不可能出现比尔?盖茨。可以想象,如果他发明的软件一出来就被盗版,他怎么可能成为世界首富?”“美国一所大学发生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位教授上课时引用别人的一段话作为结束语,刚说完,下课铃声响了,他来不及说明出处,结果被听课的学生‘投诉’,不久教授解职而去。”杨福家说:这种“较真”放在国内学术界几乎“不可理喻”,然而,这可能正是中国科学与世界一流相比所差的最重要的

“一口气”。

篇三:“省长”是怎样炼成的?

“省长”是怎样炼成的?

11月26日,福建省委副书记于伟国出任福建省副省长并代理省长职务,因苏树林落马而空缺近两月的福建省省长一职终于有人代理执掌。至此,全国31个省份的行政首长全部到位。北京青年报记者注意到,目前的31个地方政府一把手中,10人是在十八大以前就已经担任现职,也就是说,十八大之后,超过三分之二的省份调整了政府一把手。

那么,目前的31位省区市政府掌门人都是如何当上“省长”的?他们的履历里又有什么特点呢?

何时成为地方政府一把手?

超过三分之二现任“省长”是十八大之后上任的

在十八大前当上地方政府一把手的10位“省长”,分别是北京、河北、江西、广东、甘肃、江苏、湖北、重庆、内蒙古以及天津的行政长官,他们当中超过半数任职时间已达到或超过5年,可以说是“省长”中的“老面孔”。其中,履职时间最早的是天津市长黄兴国,在2008年1月就当选天津市长。此外,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重庆市长黄奇帆也在2008年、2009年就担任了现职,任职一把手时间已超过5年。

北青报记者发现,十八大之后不到半年时间,地方政府一把手密集调整。在十八大结束后的次月,也就是2012年12月,就有山西、上海、浙江、陕西4省市调整一把手。此后的3个月时间里,又陆续有山东、广西、宁夏、黑龙江、河南、湖南、青海、西藏、四川等地的9名一把手到任,其中7人是在当年全国两会之后的当月或一个月内调整成为地方政府首长。

今年的调整亦比较频繁,涉及安徽、海南、福建、贵州、辽宁5个省份。其中,因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落马,引发了贵州省领导班子的调整,原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赴河北任省委书记,原贵州省长陈敏尔接任省委书记,国家卫计委原副主任孙志刚则调任贵州代理省长职务。还有同样因前任落马而接任的福建代省长于伟国,以及因前任生病请辞而接任的海南省长刘赐贵。此外,今年安徽、辽宁的省长也因前省长任书记而发生变动。安徽原省委副书记李锦斌任安徽省长,湖南原省政协主席陈求发调任辽宁省长。

成为“省长”的契机是什么?

过半调整是因为前任晋升为当地省委书记

目前的31位“省长”都是因为什么原因被调整到现在的职位上的呢?北青报记者注意到,“省长”调整最常见的情况是前任在本地升职,比如成为省级党委书记,共有17人属于这种情况;其次则是前任调到中央任职,共有4人。比如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巴特尔的前任就是现在的国务委员杨晶,2008年杨晶调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巴特尔任代自治区主席。类似的还有新疆自治区政府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其前任努尔·白克力调任国家发改委任副主任;山东省前省长姜大明任国土资源部部长,继任者为郭树清;江西前省长吴新雄赴国家电监会、国家能源委任职,2011年6月鹿心社任江西省代省长。还有4人,其前省长已经接近65岁,到全国人大等机构任职;再有就是前任异地调动,比如山西省长李小鹏的前任王君到内蒙古升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此外,就是因为新老交替引发的正常变动,比如广东前省长黄华华到龄退居二线,朱小丹接任。这几种情况都属于常见的调整。

有的“省长”被调整的原因就非常特殊,比如刚成为福建代省长的于国伟,他是31位“省长”中,唯一一位因为前任落马而上任的。

另外一种很特殊的情况是前任生病调离,这种情况也仅有一例。海南省前省长蒋定之因为耳疾请辞,返回江苏任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2015年1月,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刘赐贵被任命为海南代省长。

提拔的来源都有哪些?

十八大后异地调任的“省长”比例开始上升

从干部提拔的来源看,31位地方政府一把手中,从当地官员中选拔晋升的有16人,超过半数;有6位是从其他省区市调任;7位是从中央部门“空降”;还有2位是从国企“空降”。其中,异地调任和空降官员的此前任职经历基本与现任职地无交集。

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十八大后本地官员升任一把手的比例在下降,异地调任的情况开始增加。

十八大前就已任现职的10位地方政府一把手中,有6人是本地升任,占60%。十八大后任职的21人中,有10位是本地升任,占48%。

全部31人中,异地调任的6人里有4人都是十八大后调动的,分别是:陕西省长娄勤俭(原贵州省委常委、副省长)、湖南省长杜家毫(原黑龙江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辽宁省长陈求发(原湖南省政协主席)、青海省长郝鹏(原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从中央部门“空降”的7人中,除十八大前已任现职的江苏省长李学勇

(原科技部副部长)外,其他6人均为2013年3月后进行的职务调动。他们是:河南省长谢伏瞻(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山东省长郭树清(原证监会主席)、云南省长陈豪(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海南省长刘赐贵(原国家海洋局局长)、贵州省长孙志刚(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黑龙江省长陆昊(原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北青报记者还发现,31位“省长”就任时,有6人是平级调动,其余25人均是从副部级晋升为正部级。平级调动的6人是:辽宁省长陈求发(湖南省原政协主席)、河南省长谢伏瞻(国务院研究室原主任)、山东省长郭树清(证监会原主席)、云南省长陈豪(中华全国总工会原党组书记)、黑龙江省

长陆昊(原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河北省长张庆伟(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原董事长、党委书记)。

年龄如何分布?

十八大后“省长”就任平均年龄逐年上升

从目前各省区市政府一把手的年龄来看,大部分人都是50后。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位是江苏省长李学勇,1950年9月出生,目前已满65岁,这也是正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值得注意的是,11月28日的新闻联播画面显示,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江苏省委副书记兼苏州市委书记石泰峰参加了这次会议,就座黑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陆昊右边。而在此前,此类会议一般由江苏省长李学勇出席。

“55后”地方政府一把手一共有15名,“60后”仅有3名,分别是48岁的黑龙江省长陆昊(1967年生)、54岁的河北省长张庆伟(1961年生)以及55岁的青海省长郝鹏(1960年生)。陆昊也是唯一一位50岁以前就担任主政地方要职的省长。2013年3月,46岁的陆昊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调任黑龙江省长,在那之前,他在36岁就成为了北京市副市长,也是31人中升任副部级时最年轻的一位。在41岁时,陆昊已担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正部长级。

一般来说,副部级官员是成为“省长”的必备条件。31位“省长”中,大部分都在40岁到50岁之间成为副部级,只有约5人成为副部级是在50岁以后。北青报记者注意到,大多数人在成为地方政府一把手时都在50岁到60岁之间,仅有7人是在60岁以后。除江苏省长李学勇外,其余6人都是在近两年得到任命。他们是福建代省长于伟国、海南省长刘赐贵、贵州代省长孙志刚、云南省长陈豪、辽宁省长陈求发、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

通过各位“省长”的年龄分布不难发现,干部选用越来越体现出“不论年龄,不拘一格”的趋势。据统计,十八大前“省长”就任时的平均年龄为55.3岁,2012年12月就任时平均年龄55.25岁,2013年是55.7岁,到了2014年和2015年则分别为59.3岁和59.8岁。

从什么工作起步?

9人第一份工作在工厂 6人职业起点是教师

现在已是地方大员的“省长”们,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北青报记者发现,31位“省长”中,仅有江西省长鹿心社一人第一份工作就进入国家机关,成为了农牧渔业部土地管理局干部。

有4人第一份工作是基层干部。天津市长黄兴国、海南省长刘赐贵和湖北省长王国生分别从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代理团委书记、大队书记这样的基层岗位上,逐级晋升,直至省部级。贵州代省长孙志刚则是从河南省荥阳县丁店水

库干部到高校学习,后来在高校、研究所工作后再次进入武汉市经委任副主任。有9位“省长”的第一份工作都是在工厂做工人。比如,重庆市长黄奇帆的第一份工作是上海焦化厂焦炉车间工人,经过到上海机械学院仪器仪表系自动化仪表专业学习后,他返回该厂任技术员,后来成为副厂长,然后进入上海市委走上仕途。黑龙江省长陆昊亦是在制呢厂做到厂长,从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开启仕途。广东省长朱小丹曾在广东乐器厂做工人,后一直在该厂升任至团委副书记,随后进入共青团广州市委开始成为地方官员。

另有7人是从科研员或者技术员起步。比如山西省长李小鹏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电力科学研究院系统做技术员,在该所升至所长后,李小鹏进入华能国际电力开发公司,成为董事长后于2008年成为山西省委常委,走上仕途。还有6人的起点职业是教师。其中,云南省长陈豪和西藏自治区主席洛桑江村都是从学校进入政府机构任职,前者是短暂担任教师后进入公社,后者则是升至校团委书记进入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

陕西省长娄勤俭、辽宁省长陈求发、新疆自治区主席雪克来提·扎克尔则是进入高等院校学习了理工科专业,从“理工男”转型为官员。比如,娄勤俭早年是民办教师,在华中工学院计算机科学和工程系外部设备专业学习后,进入电子工业部研究所任技术员,他曾是国家863计划CIMS主题专家、电子工业部第十五研究所所长兼太极计算机公司总经理、董事长,于2008年任工信部副部长,2010年赴陕西任省委常委。陈求发同样来自工信部,他曾在航天工业部担任技术员,后来则更多负责行政工作。

31人中,从金融界转入仕途的仅有吉林省长蒋超良一人,他最早在银行系统工作,后来从银行进入仕途。此外,31人中有5人当过知青,2人有插队经历。

工作经历有何特点?

三分之一拥有共青团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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