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书信

发布时间:2017-01-11 来源: 书信 点击:

篇一:庐山会议彭德怀骂毛泽东什么使众人黯然无语

庐山会议彭德怀骂毛泽东什么使众人黯然无语

2013-04-11 08:03 党史文苑

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3年第2期,作者:晓农,原题:《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八次历史误会(续)》。

林彪三番五次闹着去打游击,彭德怀在东渡黄河问题上过于慎重拖延了时间,毛泽东对此极不高兴。

直罗镇战斗的胜利,进一步坚定了中央把中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决心。可是,战斗的硝烟方散,身为红一军团主帅的林彪,却三番五次闹着要去陕西打游击。12月9日,他给毛泽东写信:“我对脱离现任职务改作游击战争已具不移之决心,一周来虽数次向军委请示,而卒未获准,致我非常不安。目前实为脱离部队之惟一良机,故决不因任何故障而改变决心。且准备于不得已时,宁可忍受处分。我很盼望你最后仍赞成我的建议,则不胜欣慰。”继而,于是月12日、15日、18日三次致电中央,力持己见。

作为红军数得着的主将,林彪这么一闹,还真让中央挠头。毛泽东想到近一段时间以来,林彪与彭德怀的关系甚好,便与张闻天联名致电彭德怀,请他出面做林彪的思想工作,打消林去陕南打游击的想法。电报中明确指出:“近日接他许多关于调动去陕南的信及电报,我们认为拿他这样的干部离开主力红军,去做游击战争是不能同意的。”

毛泽东还不放心,于12月21日再给彭德怀去电:“在日本占领华北地区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游击战争更为重要的地位,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更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的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的。林在某些问题上的观点与我们有分歧,中央认为有当说明之必要。”

彭德怀在接连两次接到中央的电报后,是否找林彪做了说服工作,这方面的情况不得而知。只是直到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开过之后,林彪仍旧向中央软磨硬缠,致电中央:“我还在期望中央批准我去陕南打游击。”毛泽东接了电报,颇为恼火,估计彭德怀一定没有找林彪,马上联系到彭德怀对陕北的看法。彭曾在一次会上讲到:“陕北只是小红军的好根据地,不能容纳大的红军,因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若向南发展要好得多,不过要同东北军打仗。”想到这一点,毛泽东认为不能寄望彭德怀去说服林彪了,决计采取另外的措施。12月29日23时,中央向林彪发出最后通牒:“接电即来中央,讨论你的工作问题,职交左权代理。”

林彪终究顶不住中央的千钧雷霆,于1936年1月4日赶到延安,住了10余天。在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的说服教育下,遂打消了去陕南打游击的念头,回到一军团准备渡河东征。

红军东渡黄河入晋征战的总指挥是彭德怀。彭在拥护中央决定并积极执行的基础上,内心又有两点顾虑:一是怕渡不过黄河,因为这时候的红军包括刘志丹、徐海东两部,加起来才一万三千余人,真是宝贵得很,再也损失不起了;二是渡过黄河后,如果蒋军大举增援,红军能否安全撤回?对于这两点,彭德怀认为“这是一点也不能大意的”。他除了几次复电向中央说明上述顾虑,又亲自带着侦察队伍,携带电台,来到无定河口,在上下游几十里的地方,用了7天时间详细勘察各个渡口的情况。

可是彭德怀不曾料到,他这种以求万无一失的稳重做法,引起毛泽东的极为不满。毛曾带气地对张闻天说:“他(指彭德怀)求绝对保证,我是不能绝对保证的。”

随着时间推移和情况变化,毛泽东对“百团大战”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是个操之过急的“运动战”,对彭德怀发动、指挥这一战役的动机有所疑虑。

彭德怀发动和指挥的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的“百团大战”,是在我抗日根据地日见缩小,八路军给养十分困难的情形下组织进行的。当时日军已停止正面进攻,将兵力重点移到华北,对我敌后根据地进行“三光”为特征的“扫荡”,特别是对晋东南实行“囚笼政策”,使华北根据地的形势极为严峻。可是,日军深入我根据地后,兵力分散,交通线空虚,部分城镇的守备力量薄弱,又形成了对我有利的战机。这些都是促使彭组织这次战役的原因。

“百团大战”持续了3个半月,我方投入105个团20万兵力,进行大小战斗1800多次,共毙伤日军20600余人,伪军5100余人,生俘日军281人,缴获各种枪支6千余,火炮60多门,飞机6架,破坏铁路480公里,公路1500多公里,拔除日伪据点2900多个,摧毁了大批伪政权,日寇华北派遣军总部不得不发表公报承认“损失巨大”。

任何事情都有利有弊。随着时间的推移,由“百团大战”引起的一些不利因素,就渐渐显露出来。战役暴露了我八路军的实力,使日军从华东、华中增调几个师团,加强了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并实行疯狂的报复;再则我方军民在战役中的损失也不可小觑,尤其指挥上的失误,使129师的伤亡大大超过预计数目。

毛泽东的考虑显然比别人更高一筹。虽然战役获胜的初期,他曾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彭德怀去过一封贺电,讲到:“百团大战令人兴奋,象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而在其后的日子里,毛泽东不但看到了上述的几个不利方面,还特别注意到一点,就是百团大战的计划虽已呈报中央军委,但未等中央军委批准,就提早十多天发起行动。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就有一个组织原则的严峻问题。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对日作战战略,依然是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也不排除“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与他注重保存我军实力,立于不败之地的思想是一致的。八路军总部于7月初上报的作战计划,是投放兵力22个团(晋察冀10个团、129师8个团、120师4个团),重点是破袭正太路,其次是破坏平汉路、同蒲路北段。后来投入的兵力越

来越多,达到105个团。以几近倾其家底的兵力,投入这么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战,这是毛泽东很不希望的。

还有一个战略全局的高瞻远瞩问题。促使彭发动“百团大战”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日军进攻方向有错误的估计。本来日军的进攻方向是中原和打通粤汉路、湘桂路,以有利于太平洋战争。而彭德怀认为日军要进攻西安,担心敌军切断延安与西南区域的联系,成了一种不必要的顾虑。毛泽东后来深深地意识到:如果彭德怀不那么性急,再熬上半年左右的时间,或等到日军进攻长沙、衡阳、桂林之后,兵力更为分散时,举行这个百团大战,其战果、意义将大得多,我方的损失则要少得多。综上所述,毛泽东不由对彭德怀发动这一战役的动机,发生了某种怀疑,认为彭意在树立、抬高自己的威望。总之,“百团大战”在毛泽东的脑子里留下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彭德怀因抗美援朝与高岗多次接触,对高怀有好感,和高谈论过一些中央领导的是非。后对“高饶问题”有所察觉,但没有及时向中央反映。事后,彭被毛泽东看成“高饶司令部”的人,当成“高饶反党联盟的成员”。

粉碎高岗、饶漱石集团的反党分裂活动,是建国后党内第一次严肃的政治斗争。1952年调到中央任国家计委主席的高岗和时任中央组织部长的饶漱石,权欲熏心,对中央给予如此之高的安排仍不满足。出于资产阶级个人野心的急剧膨胀,他们四处煽风点火,造谣生事,大肆攻击刘少奇、周恩来,进行了一系列小组织派别活动。高岗还利用各种场合,散布“军党论”,把中国共产党划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说党是军队创造的,颠倒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他还反对党内设立总书记,主张多设几个副主席,并有目的地进行拉拢活动,为能够当上党中央副主席铺平道路。

自1953年12月起,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注意。是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批判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在会议上讲到:“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这一讲话指出了高岗反党阴谋活动的严重性,向高岗提出了严厉警告。时过不久———1954年2月上旬,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代表中央主持会议并作全会报告。针对高、饶的反党阴谋活动,刘少奇在报告中不点名地说:“如果他们的个人主义情绪不受到坚决制止,他们就会一步一步在党内计较地位,争权夺利,拉拉扯扯,发展小集团的活动,真正走上帮助敌人来破坏党、分裂党的罪恶道路。”会上,朱德、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都作了发言,严肃批评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但是,高岗、饶漱石执迷不悟,不做深刻检讨,不愿痛改前非。高岗还以自杀(未遂)与党对抗。

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按说彭德怀是不沾边的。前一段时间,他身在朝鲜战场,回国后也全身心地扑在国防事业和军队建设上。然而在党内一些领导同志的眼里,特别是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应该算“另一个司令部”的人。虽然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并未涉及到彭德

怀,但在中央相当部分领导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以至于到了庐山会议,柯庆施、陈伯达等人,竟然公开指责彭德怀“充当了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

应该说柯庆施、陈伯达这些人对彭德怀的攻击,并非完全没有事实,他们掌握到了一定的实际情况。彭德怀与高岗一段时间的确关系较好,那是抗美援朝的缘故。当时彭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高在东北主持工作,前线的后勤供应及许多事情牵涉到东北。这样一来,两人的接触自然较多。高岗对朝鲜前线的各方面支援非常尽力,亲自去过两次朝鲜,这让彭德怀对他怀有好感。高岗也把拉拢的目光锁定在彭德怀身上,有意识地与之搞好关系。彭德怀在与高岗的接触中,确在一些公开场合议论过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的是非,而耿直的彭德怀,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被高岗利用了。至于饶漱石,彭德怀过去没有与他共过事,素无交往。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回到北京治病,正好饶漱石也在医院治疗眼睛,两人免不了有较多的接触,相处得甚为融洽。

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有所暴露后,彭德怀仍无察觉,直到七届四中全会的前夕,他才感觉到情况的严重。1953年12月上旬,中央召开七届四中全会,而军委正在召开全军高干会议,主持会议的彭德怀打算会议一结束,就向中央反映,报告与高岗接触的情况。没想到被繁忙的事务一拖,就捱到了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到这时候,彭德怀报告也好,揭露也好,不但成了马后炮,还被毛泽东看成另外一种性质的举动。

公正地讲,彭德怀在高饶问题上有其缺点和错误,这就是被高岗利用和察觉苗头后未及时向中央反映。但由此把彭当作“高饶司令部”的人,甚至是高饶反党联盟的“重要成员”,就真是冤枉他了。难怪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听到柯庆施等人的指责后,气得撕飞了上衣的一颗扣子,喝问:“我什么时候跟高饶搞在一起了?”

毛泽东把彭德怀写给自己的信,看成是“下战书”,大加挞伐。林彪、康生等人乘机翻出陈年老账,彭德怀气得“骂娘二十天”,厄运从此开始。

毛泽东对彭德怀历史上的多次误会,最大的事件莫过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意见书”的突然光火。

所谓的“意见书”,是彭德怀于1959年7月13日写给毛泽东的信。信写好后,彭德怀几经阅看、修改,才郑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在信封上写了“毛主席亲收”几字,才坦然而坚定地对参谋说:“你马上送到主席那里。”这天是7月14日中午。

彭德怀在这封后来被称作“万言书”的信件中,既总结了大跃进的成绩,又客观而又尖锐地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及产生问题的根源,以及如何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他深知在一些中央主要领导同志当中,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现象有所察觉和担心,但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未上山,只有自己来讲了。

信送走的当天,吃过晚饭,彭德怀如释重负般地迈着轻松步子去看电影。参谋王承光、景希珍等工作人员都为他少见的愉悦心情而高兴。

7月15日上午,中央办公厅发下通知:会议延长,日期不定。

彭德怀看了通知后,掠过一丝激动,思忖着:看来我的信起了作用———毛主席接到了信,要解决问题了。

周恩来看过彭德怀的“意见书”后,李锐问:“您有什么看法?”周轻松地回道:“那不会有什么吧。”

令彭德怀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是,7月16日下午,在会议上,他看到自己的信被印成文件,毛泽东在信的首页加上一行醒目的大字标题———《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加批语:“印发各同志参考。”彭德怀的情绪立即坠人空谷:“我写给主席个人的信,怎么成了‘意见书’?怎么还要专门讨论呢?”一种不祥之兆攫住了他。随后在西北小组的会议上,彭德怀要求收回这封私人信件。

然而,开弓没得回头箭!这封洋洋万言的“意见书”,就象被点燃的柴草堆,形成了烧得彭德怀焦头烂额的“烈火”。

在7月27日的会议上,情绪激动的毛泽东,以一种高亢洪亮的语音,配以有力的手势,讲道:“??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失去了控制的彭德怀不由“嚯”地站起来,不顾一切地拉大嗓门吼道:“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哦,你要操娘?!”毛泽东的声音反而小了,保持着一种固有的镇静。他把手里的大半截香烟用力戳灭在烟灰缸里,将嘴唇抿得很紧,在场众人的心黯然沉了下去??

其后的情形是,会议延长,斗争升级。林彪、康生、陈伯达、柯庆施等人纷纷跳将出来,翻出许多历史旧账。彭德怀悲惨的晚年政治命运,从此开始??

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举行最后一次大会,毛泽东继续从理论的高度批斥彭德怀:

“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从来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只不过是混到无产阶级队伍里来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派。他们从来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党的同路人。革命是历史的见证人,革命的群众运动是大海怒涛,一切妖魔鬼怪都被冲走了,社会上各种人物的嘴脸,被区别得清清楚楚,党内也是同样。”

篇二:读《彭德怀传》有感

读《彭德怀传》有感

在初高中的时候我本人是不喜欢读这些文学作品的,高中毕业后以至到了大学却突然感觉对文学感觉。当然说到《彭德怀传》,其实还是可以追溯到高二下学期的一个周末下午,闲着无事的我不自觉的来到了新华书店,也不自觉的在历史专柜找到了《彭德怀传奇》,不过那一次只是读了书的开始和结尾部分便匆匆离去了,也就是了解了彭德怀走上革命以及含冤惨死的部分。今年有幸在图书馆再遇,找到了《彭德怀传》,共有四册计120万字,我那也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来仔细的读完了它。

作为我读过的最长的文学传记,我有幸见证了一个乡野贫苦小子成长为共和国元帅的过程,也目睹了他从元帅含冤成为最伟大的囚徒的惨烈结局。概括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用“士兵→将军→囚徒”的人生三部曲来概括。

对于彭德怀的一生最让我佩服是他的三个阶段,儿时的苦难与坚强,从军时的不断总结学习,囚徒时期的坚持真理,以及一生的朴素作风。 生于一八九八年的彭德怀,出身贫寒,只读过两年私塾,从十一岁起就给地主放牛,当过煤窑工人和挑土工人,饱尝了地主资本家的欺凌压榨。这种苦难的童年经历是我们这代在共和国的庇护下成长起来的人无法想起来的。孟子曾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苦难悲惨的童年,使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种下了对压迫剥削者的仇恨,

磨炼出对旧社会的叛逆性格。这也是一个能成就大业的人一生的催化剂吧,没有苦难的经历就很难知道老百姓的需求,也不可能知道自己人生的努力的方向。就像诗中所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晴,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对于彭德怀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他似乎总不断在学习,不断进步。他也并非一开始就注定了会是能征善战的将军,而是在一次次的军事斗争中不断学习,总结。这就启示我们要在学习和生活以及以后的事业不断地学习,归纳,总结。彭德怀的军事成就是众所周知的,平江起义、开辟湘鄂赣根据地、长征、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国防建设。也包括健全军队制度。让我最为感慨的是他在华北抗日根据地领导的经济政治建设, “文能治国,武能安邦”,彭德怀不愧为中共共产党杰出的党政军领导人。

对于彭德怀的一生的朴素作风,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群体所缺失的,艰苦奋斗不难想象,而在功成名就后还能依旧保持本色却是不易。黄克诚大将在他对彭德怀的悼文中是这样写的“一九三○年,我第一次见到他,就感到他和普通战士一个样:头戴旧的红军帽,身穿灰色红军服,脚上穿的是麻草鞋。他吃的也和战士一样。那时,由于敌人的封锁,非常缺盐,他就和战士“有盐同咸,无盐同淡”;供给部规定每月另外津贴他一点生活费,他坚决不要。(⑶⑷)从朝鲜回国后,他依然保持战争年代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他从来不多用人,在中南海时,除了办公室的秘书、参谋人员,就是一个警卫员,一个司机,一个公务员。他没有私人的炊事员,也没有小伙房,总是到食堂打饭。”

对于彭德怀的囚徒经历是我感觉最多的部分,带有特别的的悲壮色彩。彭德怀一生最崇拜和信任的人是毛泽东, 最后却被毛以种种理由消灭。彭德怀一直是一个敢说真话的人,他一直秉承“五不拍”精神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那个连刘少奇国家主席也极力鼓吹对毛泽东要推崇甚至盲从时,始终保持独立思考,反对盲从。彭德怀曾经说过“毛主席有99%的正确,难道就没有1%的错误。 ”。可惜的是当时的党政军早已经失去了民主,成了毛泽东的独裁政府。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由开始的“神仙会”演变为批彭倒彭的政治谋害。其的起因是彭德怀见神仙会的决议对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国民损失根本没有意义,因为会议没有从实际上解决左倾错误。心系苍生的彭德怀连夜叫秘书起草了万言书并自己审阅后以私人名义送毛泽东个人参考。毛泽东接到书信后,在自己的寓所里独自徘徊思考了三天三夜,对于他所思考的

彭德怀书信

后人不得而知,或许只能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件来推敲。毛泽东先是将彭德怀给他的私人书信的名字改为比较激进的“”,而后印发给全体参会人员,再则急召其他未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上山其中包括来给他助势的林彪。再毛泽东的一手策划,康生、林彪等等的积极配合下,彭德怀被打倒,赞成彭的意见的黄克诚、周小舟、张闻天被打成右派而后又被打成“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在后是与“高饶反党事件”联系在一起。在会议后全国党政军民系统中兴起了以反“彭、黄、张、周”的反右派斗争,错将100多万的人先后被诬陷致死,使得当时社会的一批坚持说真话,肯冷静思考的社会人士被害。

我本人认为庐山会议导致结果就有些像历史上的指鹿为马,错误不仅没得到纠正,反而在最高统治者的推动下打压了正确人士,使得错误无限放大。最严重的是,人云亦云的影响到了未来十六年的中国政治,林彪集团,四人帮集团,文化大革命等等黑暗的年代里祸国殃民,使得中国错过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导致了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让中国也至少倒退了一二十年。其主要原因大概就是没有了民主的议事,容不下不同意见,使得党政军系统彻底混乱。

在我个人的观点里,中国共产党以反独裁打倒了蒋介石,却在庐山会议后陷入了十六年的毛泽东个人独裁,常常有人把林彪和四人帮作为最大的罪人,我觉得不然。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毛泽东作为元首难辞其咎,而当时不敢出来说真话的其他领导人也难以推脱责任,虽然这些领导人很多人后来也成为了受害者,但是他们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和在真理里的畏手畏脚却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在庐山会议中,也是最早提出要对毛泽东盲从的人不是林彪而是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中,开始讨论时绝大部分都同意彭德怀的观点,然而在毛泽东的操作下却纷纷倒戈相向,转而批评彭德怀以明哲保身,虽然是违心地批评,却助长了林彪、江青的淫威和毛泽东的不断自以为是和全国对毛泽东的盲目崇拜。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抚今追昔,我们要做的不会追究责任,而是吸取历史教训。不管是在党体、国体、甚至公司、企业、或者家庭,都应该有民主制度,共同协议,杜绝独断专权和自以为是,没有民主就无法集大部分人的观察力和决断智慧,光是个人的意见有时难免片

面,难免有些偏颇。还有的是,一定要敢于直陈观点,不能明哲保身,反对厚黑。要有彭德怀的五不怕精神: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需要相信的是历史自有公论,其实生前被误会、唾弃,后来人最终会明白坚持者的良苦用心。真心为人民的人人民会记得他。

我所庆幸的是我们的国家正在一步一步的由人治走向法治,走向民主。一个国家的富强关键在于人的进步,在于有进步的观念和思想。民主、自由、平等以及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我们都得不断汲取,比如“明哲保身”这类落后的思想则要摈弃。 相信在今后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的努力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必将屹立东方。

篇三:林彪一封信毛泽东彭德怀误解数十年

林彪一封信 毛泽东彭德怀误解数十年

这封信写好后,林彪曾让聂荣臻签字,聂拒绝了,说:“革命到这样紧急关头,你不让毛主席领导,谁来领导?你刚参加遵义会议,你现在又来反对遵义会议。你这个态度是不对的??现在,你让我在你的信上签字,我不仅不签,我还反对你签字上送。”

为了统一纠正上述有关战略战术等方面的思想,5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毛泽东怒责彭德怀

当时,彭德怀正在指挥红三军团攻打会理城,接到通知,要他去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评了林彪提出的要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党内对失去中央苏区而缺乏胜利信心和存在怀疑不满情绪,是右倾思想的反映;改变中央军事领导的意见,是违背遵义会议精神的。周恩来、朱德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毛泽东接着又说:要是现在有人反对穿插、迂回的作战方针,多跑了一些路,有意见发牢骚,甚至给中央写信,要求改换领导,这是动摇的表现,是右倾机会主义行为。这段话无疑是指林彪的那封信,因为会上大家都传看了那封信。毛泽东批评了林彪的信,指出这是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的右倾思想的反映,强调部队绕道前进是必要的。

彭德怀当时没怎么在意,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打会理城上,连攻几天不克,打不到土豪,筹不到粮食,战士们只能用野菜充饥,伤员无处安置,十分着急。临近中午还没有吃早饭,他仅就军事行动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我军采取穿插、迂回战术,从贵阳城之西北绕至城东,然后又从南向西进,摆脱了敌军四面包围形势,把所有的敌军抛在我军后面,又胜利地渡过金沙江,进入了会理地区,这是个很大的胜利??”彭德怀的发言突然被毛泽东打断,毛泽东大声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

彭德怀听了毛泽东的批评后,感到莫名其妙,他对毛泽东的批评百思不得其解。

林彪坐在一旁,低着头,沉着脸。毛泽东的话音刚落,林彪赶紧抬起头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没有等林彪把话讲完,毛泽东就接过话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在这个时候直接跟敌人硬干不行,绕点圈子,多走点路,这是必要的。”从当时毛泽东的讲话中看,毛泽东对林彪并不介意,因为在毛泽东看来林彪还“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毛泽东在话语间无疑怀疑彭德怀是敦促林彪写信的后台。毛泽东把根子找到了彭德怀身上。因此,毛泽东指责林彪的信是彭德怀“鼓动”起来的。

彭毛误会二十四年

对于毛泽东的批评,彭德怀觉得这与实际情况不符,但考虑大敌当前,应以团结为重,不宜计较个人的得失,特别是维护中央领导的威信尤其重要。因此,会上彭德怀批评了林彪的看法,指出:“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领导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是提出我,就更不适当。”同时彭德怀在会上也作了自我批评:因鲁班厂和习水两战未打好,有些烦闷,烦闷就是右倾。他完全拥护毛泽东的决定:蒋介石已截断了红军的退路,红军唯一的出路就是穿过彝族山区,向北突围,渡过大渡河。这样做虽然风险很大,但必须采取这种行动。

此时,敌军已逼近金沙江,彭德怀没等开完会就去指挥打仗了。对于与林彪写信的关系,他没有也没来得及去申明和争辩。他说:“当时听了有些难过,但大敌当前,追敌逼近金沙江了,心想人的误会总是有的,以为林彪的信是出于好意想把事情办好吧;我没有同林彪谈过话,而同刘少奇谈话内容是完全正当的,我就没有申明,等他们将来自己去申明。我采取了日久自然明的态度。”(《彭德怀自述》)不过最后彭德怀声明:“林彪给中央写信,事先我不知道,更不是我鼓动他写的。” 但这次会议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影响了毛泽东与彭德怀、毛泽东与张闻天以及一些同志之间的误解长达数十年。

对于这次会议上对彭德怀的错误批评,彭德怀并没有在意。此后24年中,毛泽东4次提到过此事,“在这24年中,毛主席大概讲过四次,我没有向主席去申明此事,也没有同其他任何同志谈过此事”。(《彭德怀自述》)彭德怀认为反正与自己无关,本着“日久自然明”的态度。但他没有想到,从会理会议到庐山会议整整24年,毛泽东却先后4次提到过这件事,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这件事上对彭德怀的误解是很深的。

庐山会议彭德怀澄冤

1959年8月1日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在中央常委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批评彭德怀涉及的问题非常广泛,说彭德怀“不是马克思主义”,是马赫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算彭德怀的历史旧账时又提到了会理会议的问题,即林彪写信要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来指挥红军作战一事,用以说明彭德怀闹独立性,反对他,从历史上彭德怀与他不合作。可见他对此事始终没有忘怀。

彭德怀感到不申明不行了,于是他说:“既然主席多次提到过会理的事情,这次把问题搞清楚,不然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林彪同志,请你说话,你写的那封信与我彭德怀有没有关系?”

林彪最怕提到这个事,本想一言不发,躲过此事,但现在彭德怀让他作证,当事人面对面,所以不得不站出来说:“我当时写信给中央,要毛、朱、周离开军事指挥岗位,由彭德怀指挥作战,事前并没有同彭德怀商量过,与彭德怀无关。”“写信彭不知道。”

彭德怀释然了,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林彪愈加感到不自然。毛泽东木然地坐在那里,脸上毫无表情。批判会的气氛凉了,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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