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林书信集

发布时间:2016-11-27 来源: 书信 点击:

篇一:重建知识人的共同世界

汉娜·阿伦特面对现代世界的过度私人化,特别呼吁一种共同世界的存续,在她的理解与想象之中,这个“共同世界是一个我们出生时进入、死亡时离开的地方,它超出我们的生命时间,同时向过去和未来开放;它是在我们来之前就在那儿,在我们短暂停留之后还继续存在下去的地方??是我们与前人和后代共同拥有的东西。但是这样一个公共世界,只有在公开显现的程度上,才能比一代代的匆匆过客存在得更长久。正是公共领域的公开性,能历经几百年的时间,把那些人们想从时间的自然侵蚀下挽救出来的东西,包容下来,并使其熠熠生辉”。

阿伦特思虑的核心议题,是如何超越尘世的短暂,而通过在公共生活的参与和建设,来获得一种通往不朽的可能。从这样一个视角看,个人在公共生活中追求卓越并克服“病态的自我专注”(查尔斯·泰勒语),就成为人生题中应有之义,而知识人更应勇敢地从私人生活的城堡中走出来,面对公共议题言说自己,拓展社会文化的深度与广度。

回首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史家之一以赛亚·伯林的一生,青年时代在牛津的学生和学者时代,正是奠定其思想成就的关键时期,也正好体现自我与共同体之间的交相辉映,如今,这段时期的伯林书信集译为中文出版了(《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卷1 飞扬年华:1928~1946》,译林出版社2012年9月版),可以让我们管窥英国知识人的共同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种历史的回溯,对于我们重新来检省当今中国知识界的分崩离析,自然有着一番不同寻常的意味。

从牛津到巴勒斯坦

伯林这段时期的书信,所呈现的是一个交流频繁而互动密切的知识界,这个知识界的议题极为多元,小说、诗歌、艺术、旅行、同人刊物(《牛津展望》)、学院体制、理论热、政治等各种议题都在知识人的视野之中。毫无疑问,伯林是这些知识界的公共生活最重要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记录者。今天回首来看这段时期英国知识精英的公共生活,会发现他们的“公共性”并非完全被政治化的议题所捆缚,更非局促在私人生活的牢笼。他们不是一群只热衷于讨论政治或者说反对当权者的政治人,他们是一群人类智性生活的创造者。“趣味”是一个关键词,在这种通过书信、讲演、教学、漫谈、沙龙、旅行等形成的知识社群中,正在孕育一种高度趣味化的公共文化。这种趣味与教养、审美、判断力有关,同时也跟学识有关,可是,这种趣味不是一种极其私人化的个人偏好,而是一种在批评的文化和重新评估学术与生活的态度之下形成的价值共识和清明理性—趣味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价值。批评成为趣味的前提,而趣味也不是个人退隐内心世界城堡的借口,趣味更非一种将一切审美化(其实也是扁平化)的黏糊糊的态度。

晚年伯林曾在面对其传记作者伊格纳季耶夫的访谈时回忆其牛津的日常生活:“我住在学院里,平日教书,每天5个小时,早上和下午,我和奥斯汀谈话,他是在我之后一年选上

的。我和他一起散步,或者和莫里斯·鲍拉,或者和别的朋友。我每晚会在全灵学院吃饭,平日吃饭的人有七八个,周末约有25个。我的生活很有规律。我绝对是个牛津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是,更能融入牛津的机制,绝对如此—牛津的学术生活让我感到非常自在舒适,而且我非常非常学究气,在那些日子里我是个超级牛津人。我和别的哲学家很友好,我过去常常见他们,和他们在一起也很舒服,我们谈论同样的题目。”

从书信集可见,这一时期的伯林花费了相当多的精力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新小说,并且经常与文艺家聚会,他对作品的批评往往聚焦在对人性的广泛洞察,他对人性的全部复杂性的感受,被挪用来理解知识人思想嬗变的微妙之处。25岁的伯林在1934年1月2日致好友伊丽莎白·鲍恩的信中如此谈论小说家亨利·詹姆斯、普鲁斯特等:“他(詹姆斯)给我的印象是,他具有缓慢地、文雅地、无情地抽取每个场景的精华的天赋,但是却不能从他的直接体验中找到足够真实的素材来满足他的写作技艺。他常常写些附录式的文字,我对此不满,这些文字虚假而了无生气,而普鲁斯特,甚至是托尔斯泰,他们说得越多,向读者揭示的也越多,他们隐匿不说的越多,读者就越发能感受到精准细微的差异,读者就越能产生丰富的、似乎互相渗透的、流动的体验。”

伯林一生崇奉价值多元论,认为在现代社会不可能有一套整全性的价值系统放之四海而皆准,而这种多元主义的立场,或许就跟他在牛津的阅读和生活中充分地感受了人性的幽暗面相有关。极而言之,喜言自己总是生活在表层的伯林,其实对于逃逸出理性规划的人生与日常,有着一份温和的包容。正如他在《20世纪的政治理念》一文中所抒发的那样:“我们所需要的,毋宁是一些与它们相反的东西,例如,少一些救世主般的狂热,多一些开明的怀疑主义,多一些对个人怪癖的容忍,多一些有弹性的措施,以期在可预见的未来,达成目标。并且,让那些在喜好和信仰上,未获大多数人赞同的个人与少数人,能够有更多达成他们自己目标的机会,不必过分介意那些喜好与信仰,是否有理,是否正确。我们所需要的是:不必那么机械死板、那么狂热激情地使用所谓的普遍性原则,不管这原则多么合乎理性、多么正确;对于未经检验的个别事例,不要一味迷信已获公认、或已受到科学测定的普遍性解决方案,而应稍抱持较为谨慎、较为谦虚的态度。”

如果说文学的阅读和学术的沉潜(比如他写作马克思传记的经历)是在养成一个精神世界日益深邃的伯林的话,那么热衷旅行的伯林,则通过对各地风土人情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强化了他对世界持多元主义立场的信念。作为一个俄裔犹太思想家,伯林的认同与其复杂的身世有着密切关联,在1930年代初期,他成为伯林家直系亲属中第一个奔赴巴勒斯坦的人。在这段旅行时光里,他热切地吸收这个既陌生又熟悉的新世界为他提供的所有不同体验,他热切地、尽可能多地和这片土地上的居民见面,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英国人、犹太复国主义者、反犹主义者、政客、学者、商人,还有普通人。他笔触中的耶路撒冷是如此迷人:“圆顶清真寺的美难以名状,老城区就像《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景象。小毛驴、铃铛、慢

条斯理地干活的制陶工、灯光昏暗的洞穴、蒙着眼缓慢地拉磨磨芝麻的骆驼,这一切都会让最狂热的中世纪研究专家感到高兴。”

伯林对于巴勒斯坦的人民也有着一份发自内心的喜爱:“住在殖民区的人要比那些快活的小个子城里人更英俊、更坦率、更有趣、更稳定,在危机中也更可靠。我非常喜欢和那些来自俄罗斯的前社会民主党人谈话,他们是老式的1848年欧洲革命的理想主义者,不管怎样,他们真的是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阅读诗歌,但这样的生活方式却一点不让人觉得他们附庸风雅、装腔作势、令人难以置信。我从来都没有如此喜欢过一群人,虽然我不能生活在他们中间,他们太高尚、太单纯、太压抑而又太可敬,但探望他们的经历令人愉快。”伯林的智慧就在于他深知人类理性的困境,以及人性和知识的有限,因此他面对外部世界从来就是抱持开放的态度,并且当他思考自由、多元论、浪漫主义、理性主义等基本议题时,能够有效地将他的旅行经验、生活感受融进去。即使当他是一名情报部门的官员,也不忘借机考察民风政俗,比如《苏联的心灵》等著作,伯林之所以能成为人类世界的最睿智的洞察者,与他早年在牛津的公共生活中的砥砺不可分割。

一名卓越的政治观察者

伯林是文学批评家,也是旅行爱好者,更是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他也是一名卓越的政治观察者,可以说伯林对“积极自由、消极自由”这一对概念的再阐释、对价值多元论的倡导等,跟他亲眼目睹20世纪政治的大悲剧密不可分。尤其是德国的纳粹主义思潮等以自我实现、民族复兴为感召的政治运动,让伯林深深地怀疑所谓进步、理性、自主性的边界。他更相信依托于经验主义的自由主义。

在这册早期的《伯林书信集》中,政治议题虽然未能成为一条主线,却仍旧可以让我们管窥到伯林对政治的基本立场是如何形成的,而这种政治立场事实上也与他定义知识分子公共生活的半径和焦点有内在关联。与其说他热衷于政治,不如说他热衷于研究政治现象。1933年,年仅24岁的伯林还刚从牛津毕业,他对政治有了最基本的理解,那时候他对政治的态度是:“政治是极其令人生厌的东西。我对政治一无所知,只知道我得尝试以某种方式让步;唯有忘我地投身其中,才能彻底了解内幕。但那样做的话又会与我原来的立场产生矛盾。所以我打算先让自己出尽丑态,遭人嗤笑。没人做过比这更大胆勇猛的事。这是人们根本不想去做却不得不选择去做的正确举动。”这与阿伦特对政治的理解大相径庭,在后者看来,政治从来并非肮脏之事,而是神圣之事,是让个人的生命获得一种卓越可能性的平台与实践。或许正因为此,伯林一生虽基本上以牛津学者角色自处,但二战期间先后在纽约、华盛顿和莫斯科担任外交职务,而且大多从事的又是最诡秘莫测的情报工作,这也算是对他早年“唯有忘我地投身其中,才能彻底了解内幕”这一政治观念的操练吧。

伯林最初的一本著作是《卡尔·马克思》,但是他对19世纪以降滥觞的政治激情,有着本能的疑虑。在二战前夕写给好友的书信中,伯林如此谈论欧洲的共产主义,他认为当时的共产主义者“只是觉得社会主义没有效果、官僚主义、不可信任,在某种意义上是高雅的个人主义的空头理论家进行的一场高雅起义,是一场纯粹的知识阶层运动,只不过是因为有真正的工人阶级的加入而稍稍调和了一点”。他对马克思有过深入的研究。在伯林看来,“自我投射”(“将自己的状况泛化,使其适用于人类,或者至少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成为他自身的投射”),并不能恰如其分地评估政治世界的性质与程度,缺乏一种穿透复杂现象的现实感,更缺乏一种权衡政治的审慎感,却往往容易被自己关切社会正义的道德激情自我感动,并推己及人到人类世界。换言之,在这些人眼中,对世界的感受(必定是多元而变动不居的,甚至包括对这种感受的表述!)已经被等同于世界本身,而感受的方式却是高度选择性乃至情绪性的,这确实可以解释革命者的崇高体验是如何发生的。但是伯林也认为,革命者的论述在现实世界,却又常常感召出一种高尚而深刻的神圣情感体验。

伯林的一生都关切现代情景里的政治伦理,以及个人的处境与命运。他将承受伤害和苦难的对象始终设定在个人身上,而不是民族、国家、社会、族群、传统等抽象名词上;他始终反对以牺牲个人来达成民族国家的某种目标;他对一元论的宏大叙述也终生保持警惕。在伯林看来,恰恰是对个人的价值与尊严的始终如一的关心与守护,才夯实了稳如磐石的知识人共同体。在著名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伯林曾经掷地有声地捍卫康德所言的“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的价值论断:“试图操纵人类,怂恿他们去追求那些社会改革者所看到,而他们自己可能不会看到的目标,却是否定了他们人性本质,将他们当作没有自我意志的物体看待,因此,也就等于贬抑了他们的人格。这就是何以对人类撒谎、欺瞒人类,也就是说,把人类当作达成自我独自构想的,而不是他们自己的目的之工具,如此做法,即使是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着想,实际上也等于已把人类看成了次等人,认为他们的目的,不如我的目的,仿佛只有我的目的,才是终极而神圣的??因此,假借名义屈人从己,其实是假借了终极性不如人类本身的某种名义,来强制人类,使他们屈从于我的意志,或是屈从于某人对幸福生活、对权宜之计、或对安全与方便的特殊渴望。如此,我是以我或我的集团所欲求的事物为目标,而以他人作为手段,无论动机是什么,或动机如何高贵,事实就是如此。然而,这却和我所知的人类相抵触,因为:人类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凡是玩弄人类、诱惑人类,从而违反他们的意志,而依照自己的模式塑造他们,所有这一类的思想控制与制约,都是否定使人之所以为人,以及使人的价值成为终极价值的行径。”就此而言,心灵建设才是最重要的公共政治,自主人格才是最基本的人类价值标准。极而言之,没有心智生命在自由而多元的共同世界中的充分滋养发育,个人就不太可能锚定其生命的航道。但伯林同时也告诫我们,不能对人类自身的心智与德性抱持太高亢的期待,人应该在暴政历史的灰烬中学习谦卑与自省。

结 语

纵观伯林在牛津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青年学者的人生轨迹,就会发现一个知识人的开放、自由而充满批评空气的共同世界,对于心灵的成长是多么重要,而对文学、艺术、历史、自然、旅行等的喜好,又是在多么积极地参与心灵的建设。这种心灵建设自然不是从公共领域向私人生活的退缩,更不是反公共的自我迷恋,心灵本身就是至关重要的公共,因此,各种与信仰、身份、认同、道德相关联的议题,都在青年伯林的智性生活中多元而混杂地融合着。伯林的一生(1909~1997)几乎穿越了整个20世纪的人类,他也正是以这个世纪的参与者、见证者与反省者著称于世。

就伯林早期留下的这批书信而言,他更愿意扮演的是一个观察者的角色,他在喜乐的表象之下隐含的是一颗冷静而浪漫的灵魂。正如钱永祥先生指出的那样:“这种隐藏自己主体性的倾向,赋予他另外一种特质:借投射而设身处地了解别人的能力。尤其诡异的是,他最感兴趣、也最能够深入内里的人格与心态,往往与他本人相反,尽是一些激动、极端、混乱、有旺盛生命力与强烈信仰的异端分子与魅力型领袖。对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狂热理性主义,他抨击有加;他的批评之所以力量入骨,是因为对于这种理性主义的霸道面,他有切肤的理解。对于反启蒙思想家的浪漫主义,他的赞赏充满着同情,不过他知道那不是他能归属的世界。对于19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亢奋与夸张,他的掌握可能难有出其右者,不过他却深识这些人的无力与虚幻。连他所崇拜的20世纪人物,如他对伊格纳季耶夫所言,也没有一个是‘温文、善良、客气的自由派’。这种移情共感的能力,即使并非起自某种补偿情结,渴望由替身填充自己的缺憾,仍有助于说明他的思想史著作何以引人入胜。”这无疑是对伯林思想与人格的“双重性”甚至“多重性”最真切而动人的理解。而这种人格特质,自然与早年在牛津的知识人共同体生活里的历练多有关联,或许,这也算是伯林留给今天中国“封建割据化”和“过度学院化”的知识界的一份值得不断重温与思虑的精神遗产吧。

篇二:以赛亚

以赛亚?伯林

豆瓣

十余年来,以赛亚?伯林的大多数著作都出了中译本,这使得他成为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少数西方现代哲学家之一。伯林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做出的著名划分,他的价值多元论,他的民族主义研究,还有生动活泼的“狐狸与刺猬”说,都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思考,并给观念世界留下了深切的印痕。通过这些著作,人们体会到伯林的智慧、热忱和敏锐,甚至可以构建起他的形象:一位既深知悲剧之痛,又深谙喜剧之乐的思想者。

然而,要将由观念塑造成的形象还原为思想的血肉之躯,仅凭伯林的学术著作还有些不够。就像伯林自己说过的那样,在考察人事之时,要注意“结缔组织”的联系作用。同样,除非人们能在生活中找到伯林的精神脉络,来联结、整合和统摄伯林广泛的思想领域,否则哲学家的形象很难灵动。

伊格纳季耶夫杰出的《伯林传》就起到了结缔组织一般的作用,《伯林谈话录》也有类似效果。不过这些作品毕竟不是第一手的材料,没有展现其基础的功能。而新近出版的《以赛亚?伯林书信集》则不同,它完全称得上结缔组织的“显微结构”,因而意义特殊。

负责编辑书信集的仍然是令我尊敬的亨利?哈代。作为伯林的著作管理人,他一直致力于伯林书信的收集。哈代回忆道,上世纪80年代末,他向伯林提议出版书信集,出乎意料地得到了爽快的同意。

但是伯林不同意将数量庞杂的书信精心挑选后予以出版的建议。他的意见是,出版的前提不是精挑细选,而“必须有大容量”。于是哈代遵从伯林的意见,一丝不苟地进行着书信的征集、整理和编辑。目前推出的只是三卷本的第一卷,时间跨度为1928年至1946年,即伯林19岁到37岁的生活。

正因为伯林一向对出版自己的作品持谨慎、怀疑和完美主义的态度,所以哈代才对他毫不迟疑的同意感到惊讶。伯林为何要求书信集不必精心筛选,而应有巨大容量?哈代肯定知道原由,只是没有挑明。读完这本书信集,我个人认为,伯林此举大有深意。

伯林之所以有当代休谟之誉,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的哲学和休谟一样,都包含着大量历史与心理的成分。通观伯林的哲学,他的思考未必是逻辑的,但一定是合乎人性的。而人性,在伯林看来,就像康德的那个比喻,乃是历史与心理交织限定下的“曲木”,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

很显然,伯林也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他从来不写日记,更不愿意考虑自传的问题。他还认为,专注于自身根本就是无聊之举。但是,从对待出版书信集的态度可知,伯林认为要了解他的哲学,不能不了解他的历史与心理——而书信恰恰是这样的宝库。

爱因斯坦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评价伯林说,以赛亚在他眼中就像是“上帝这个巨大但一般来说不怎么吸引人的剧场里”的一位十分明智的观众。反过来,伯林在给朋友的信里说,爱因斯坦有一种“孩子般的残酷无情”。这些文字未必是给予对象的客观评价,却反映了评

价者本人当时的心理。这种真实,在《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中俯拾即是。

在一次谈话中伯林曾经说起,他8岁时在彼得格勒的街上看见一个警察被暴民拖行。脸色苍白,挣扎着濒临死去。他说:“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一幕,给我一种终生不灭的对肉体施暴的恐怖感。”(《伯林谈话录》)而在他22岁的书信中,他也曾清晰地记录暴民的形象:“全民公决那天,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纳粹的模样:一个臃肿的大胖子穿着一件褐色的制服,袖子上戴着红底黑字的纳粹党徽,头戴一顶镶着银色刺绣的小羊羔皮帽子。他醉得厉害,当时我正在咖啡屋里,只见他摇摇晃晃地进了门,之后便被三个侍应带了出去。”(1931年8月,致查尔斯?亨德森。纳粹分子发起全民公决,希望借此推翻普鲁士社会民主党,但未能获得多数同意票。)

数年后,伯林就不再仅限于描述暴力了,他的思考转向如何对抗暴力。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借评论作家亨利?詹姆斯之际,批判了那些对施暴者畏首畏尾的旁观者。他指责旁观者逃避行动,将躲开的危险精心包扎起来,堆积在身后,“什么都不做,只是谈话和理解,在别人靠近的时候拘谨地发抖,在信封上写字”,甚至见到帘穗卷起就会引起极大的心理恐慌。(1937年9月,致本?尼科尔森。) 究竟如何行动,伯林的态度也有不小的变化。他曾想做一名律师,也曾认真考虑过记者、编辑这一类新闻职业。《曼彻斯特卫报》(后更名为《卫报》)想找一位对外国事务感兴趣的优秀的古典学学者,22岁的伯林很是动心。有意思的是,遥远东亚发生的九一八事变竟

然掀起了英国大学的政治学热潮,伯林的哲学志趣也随之变得坚定。1932年,他成为牛津大学新学院的哲学教师,时年23岁。从那时候起,伯林对暴政就持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写道:“自1933年起,我完全了解了纳粹恐怖,非常清楚。我知道它很独特、可怕,而且我没有一刻认为我们可以和它和平共处。”

二战开始不久,在出版了专著《卡尔?马克思》之后,伯林也想和他的大多数同事和朋友一起走上战场,或者从事抗战活动。但是由于他在出生时左臂受伤落下了残疾,无法以普通的方式为国效力。他一度颇感沮丧,向英国外交事务大臣写信自荐,希望政府允准他“以半官方或是官方的身份去莫斯科,从事我们在那里的代表希望我做的任何事。”(1940年6月,致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另一封信中,他坦言自己“异乎寻常地关心民众。那也许是真实的改变。在许多地方,个人世界土崩瓦解了。我极其渴望在这伟大的历史进程中做点事情。”他宣布:“我们会赢的。”(1940年6月,致玛丽安?法兰克福特)就在这一年,31岁的伯林前往华盛顿,开始了一段战争“宣传家”的工作,任务是“把美国卷入战争”。他对朋友说:“我们在这里的宣传攻势做得很不好。一年以前,没有采取宣传政策也许可行,可如今这样的做法不再合适了。”(1940年7月,致玛丽?费希尔)伯林的战时工作做得不错,甚至赢得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关注。

从个人性情的角度,《以赛亚?伯林书信集》也提供了与成长相关的有趣证据。二十出头时,伯林给长辈的信中还在开诸如“为了方便奥地利警方出于无意打开此信,特此申明”之类的无聊玩笑,但他

很快就能意识到玩笑的不合时宜。他写道:“我确实认为那是竭力表现幽默,但却弄巧成拙,表现得尴尬、枯燥而又笨拙的一封信。(”1931年9月,致查尔斯?亨德森)事实上他很早就发现,知识分子常有的愤世嫉俗与己不合。他说:“我特别欣赏不左不右的人,就我所知,那是一种理想的生活。”就在这一期间,他在伦敦图书馆里偶然读到了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的书。他回忆道:“完全是好奇心使然,我拿出一卷,从此就再也放不下了。他成了占据我生活中心的人物。” 毫无疑问,伯林的成长得益于他与不同领域的众多杰出之士的交往。这一点在书信集里有充分的表现。伯林通讯录上的人,大多活跃在学术界、政治圈、文艺圈以及新闻界。有哲学家,也有摄影师;有社会活动家,也不乏作家诗人;有首相,也有总统;有科学巨匠,也有音乐大师。从他们的书信来往中,伯林一直在实践着他终生不渝的信念:从别人身上看到多个侧面的真相,从别人的身上发现自己缺少的东西,并运用热忱、敏锐与自信的移情(empathy)能力去理解或追求它。譬如他与小说家伊丽莎白?鲍恩的通信就十分出彩。在他们的来往中,伯林显得格外的坦率自如。文笔直白生动,而非一贯的词藻华美。他向她描述一位流行小说作家“活像葛兰素公司的广告宝宝,总是与奶油、蜂蜜、果酱相联系。”也敢于直言不讳地向她表达对俗艳趣味的义愤。

书信集的正文截止于1946年3月。两周后,伯林从美国回到了英国,开始战后的学术工作。在一封信中他抱怨自己成了时代的落伍者,靠回忆打发死气沉沉的日子。(1946年2月,致苏珊?玛丽?帕

篇三:书单

1. 纳博科夫《普宁》

2. 纳博科夫《绝望》

3. 昆德拉《笑忘录》

4. 帕慕克《黑书》

5. 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

6. 吉卜林《吉卜林短篇小说选》

7. 纳博科夫《斩首之邀》

8.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

9. 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

10. 纳博科夫《洛丽塔》

11. 朱文《弟弟的演奏》

12. 安妮?普鲁《近距离:怀俄明故事》

13. 钱穆《国史新论》

14. 苏珊?桑塔格《关于他人的痛苦》

15. 斯蒂芬?金《绿里奇迹》

18. 斯蒂芬?金《尸骨袋》

19. 毛姆《寻欢作乐》

22. 苏童《向日葵》

23. 卡森?麦卡勒斯《婚礼的成员》

24. 辛格《傻瓜吉姆佩尔》

25. 《童蒙止观校释》

26. 奥康纳《智血》

27. 李敖《传统下的独白》

28. 李敖《独白下的传统》

29. 李敖《上下古今谈》

30. 约翰?厄普代克《兔子,跑吧》

31. 帕慕克《新人生》

32. 纪德《人间食粮》

33. 赫尔曼?黑塞《在轮下》

34. 胡安?鲁尔福《佩德罗?巴拉莫》

35. 赫尔曼?黑塞《玻璃球游戏》

36. 纳博科夫《玛丽》

37. 赫尔曼?黑塞《纳尔齐斯与歌尔蒙德》

38. 君特?格拉斯《剥洋葱》

40. 杨绛《我们仨》

41. 崔子恩《光影记忆》

42. 袁筱一《文字?传奇:法国现代经典作家与作品》

43. 沈立行《我的铁窗生涯》

44. 海明威《第五纵队?西班牙大地》

45. 爱伦?坡《爱伦?坡短篇小说集》

46. 布努埃尔《我的最后一口气》

47. 卡森?麦卡勒斯《没有指针的钟》

48. 乔瓦尼?格拉齐尼《费里尼对话录》

49. 米兰?昆德拉《慢》

50. 米哈福兹《两宫间》

51. 米兰?昆德拉《身份》

52. 米兰?昆德拉《无知》

53.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

54. 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

55. 钱穆《湖上闲思录》

56. 钱钟书《七缀集》

57. 阿巴斯《随风而行》

58. 鲍勃?迪伦《像一块滚石》

59. 杰里?霍普金斯《此地无人生还》

60. 奥威尔《巴黎伦敦落魄记》

61. 赵毅衡《有个半岛叫欧洲》

62. 塞林格《弗兰妮与祖伊》

63. 让?考克托《存在之难》

64. 陈超《中国先锋诗歌论》

65. 赵铁林《镜头里的社会》

66. 罗素《西方哲学史》

67. 斯蒂芬?金《肖申克的救赎》

68. 斯托克斯《美与暴烈:三岛由纪夫的生与死》

69. 钱德勒《漫长的告别》

70. 保罗?奥斯特《布鲁克林的荒唐事》

71. 利奥波德?萨克?马索克《穿裘皮的维纳斯》

72. 肖全《我们这一代》

73. Werner Fuld《帕格尼尼 才华的诅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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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4. 钱钟书《写在人生边上》

76.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77. 冯古内特《冠军早餐 囚鸟》

78. 斯蒂芬?茨威格《人类的群星闪耀时》

79.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

81. 斯蒂芬?茨威格《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82. 阿斯图里亚斯《总统先生》

83. 欧文?斯通《渴望生活——梵高传》

84. 张纯如《南京浩劫——被遗忘的大屠杀》

85. 斯蒂芬?茨威格《象棋的故事》

86. 韩东《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

87. 钱穆《中国史学名著》

88. 北岛《青灯》

89.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90. 何兆武《上学记》

91. 迟子建《起舞》

92. 杰克?凯鲁亚克《达摩流浪者》

93. 帕慕克《寂静的房子》

94. 毛姆《在中国屏风上》

95. 沃霍尔《安迪?沃霍尔的哲学:波普启示录》

96. 叶嘉莹《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

97. 南怀瑾《论语别裁》

98. 《北欧现代诗选》

99. 约翰?伯格《毕加索的成败》

102. 顾铮《城市表情》

103. 蔡天新 编《现代汉诗100首》

104. 毛姆《毛姆读书随笔》

106.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上)》

107. 《南怀瑾演讲录》

108. 苏童《刺青时代》

109. 李泽厚《美的历程》

110. 克里希那穆提《世界在你心中》

112. 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

113. 林达《历史深处的忧虑》

116. 高桥哲哉《靖国问题》

117. 林达《如彗星划过夜空》

118. 朱学勤《书斋里的革命》

121.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下)》

122. 苏童《驯子记》

123. 文聘元《现代西方哲学的故事》

124. 钱理群《我的精神自传》

125. 《格里戈里?柯索诗选》

126. 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

127. 《谷川俊太郎诗选》

128. 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129. 《索德格朗诗全集》

130. 《二十世纪俄罗斯流亡诗选》

132. 麦克尼尔《请宰了我》

133. 《切?米沃什诗选》

136. 李泽厚《华夏美学》

137. 李泽厚《美学四讲》

138. 杨显惠《夹边沟记事》

139. Khaled Hosseini<The Kite Runner>

140. 贾樟柯剧本《小山回家?小武》

141.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

142. 柯布西耶《东方游记》

143. 应星《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

144. 汉娜?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

145. 索尔?贝娄《奥吉?马奇历险记》

146. 帕特里克?聚德金斯《夏先生的故事》

147. 《赛弗里斯诗选》

148. 汤晏《一袋才子钱钟书》

149. 迟子建《原始风景》

150. 幸德秋水《基督何许人也》

151. 鲁羊《鸣指》

152. 迟子建《秧歌》

153. 《万叶集》

154. 王家新《为凤凰寻找栖所》

155. James McGee<Ratcatcher>

156. 谢旺霖《转山》

157. 《读库0802》

159. Tennessee Williams<Cat On a Hot Tin Roof and Other Plays> 160. 贡斯当《阿道尔夫》

161. Truman Capote<In Cold Blood>

162. 吴增定《尼采与柏拉图主义》

163. 克拉劳尔《荒野生存》

164.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

165. 海雅达尔《孤筏重洋》(据说海子自杀前带了三本书,这本是其中之一) 166. Robert Penn Warren<All The King’s Man>

167. 埃德蒙?威尔逊《阿克瑟尔的城堡》

168. Tennessee Williams<A Street Named Desire and Other Plays> 169. 北岛《蓝房子》

170. Evelyn Waugh<Vile Bodies>

171. 索尔?贝娄《赫索格》

172. 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

173. 约瑟夫?马蒂《英格玛?伯格曼:欲望的诗篇》

174. 北岛《午夜之门》

175. 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

177. 以赛亚?伯林《扭曲的人性之材》

180. 《读库0902》

181. 《三诗人书简》

182.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183. 托尼?惠勒/简?惠勒《当我们旅行》

184. 张之(转载于:www.XltkWJ.Com 小 龙文档 网:伯林书信集)洞《书目答问补正》

185. 梁文道《常识》

186. 夏志清《中国古典小说》

————————————————————————(以上大二部分) 3.

187. 吴晓波《跌荡一百年(上)》

188. J. D. Salinger<The Catcher In The Rye >

189. 刘道玉《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

190. 《读库0603》

191. 《切?米沃什诗选》

192. 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

193. 李零《丧家狗》

194. 贾樟柯《贾想》

195. 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

196. 《读库0805》

197. 余光中《左手的掌纹》

198. 勒庞《乌合之众》

199. 以赛亚?伯林《自由及其背叛》

200. 以赛亚?伯林《现实感》

201. 刘瑜《民主的细节》

202. 马基雅维利《论李维》

203. 以赛亚?伯林《反潮流》

204. 《斯宾诺莎书信集》

205. 安歌《植物记Ⅱ》

206. 多多《多多诗选》

207. 米歇尔?福柯《疯癫与文明》

208. 马基雅维利《君主论》

209. 胡发云《死于合唱》

210. 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

211. 梁文道《读者》

212. 詹姆斯?米勒《福柯的生死爱欲》

213. 书云《西藏一年》

214. 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

215. 科塔萨尔《万火归一》

216. 芒克《芒克的诗》

217. 顾准《顾准文集》

218. 米歇尔?福柯《必须保卫社会》

219. 米歇尔?福柯《主体解释学》

220. 瞿同祖《中国封建社会》

22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22. 萨义德《知识分子论》

223. 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

224. 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分析》 225. 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

22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227. 罗伯特?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 228. 纳博科夫《说吧,记忆》

229. 罗伯特?诺齐克《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 230.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

231. 梁漱溟《印度哲学概论》

232. 邓晓芒《康德哲学演讲录》

233. 马克?奥勒留《沉思录》

234. 钱理群《钱理群讲学录》

235. 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回忆录:1844年法国革命》 236. 纳托《一天?诗人?天空》

237. 张思之《我的辩词与梦想》

238. 扬之水/陆灏《梵澄先生》

239. 胡适《白话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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